團體聯署:關於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連續凍結三年的意見

關於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連續凍結三年的意見

 

尊敬的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先生

尊敬的廣東省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廳廳長黃漢標先生

 

我們是九家長期關注勞工權益保障的香港民間團體。我們注意到深圳、上海剛剛上調了今年最低工資標準,而廣東省政府宣布繼續凍結最低工資:

– 2013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550元/月

– 2015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895元/月

– 2016年2月28日,發布《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宣佈2016及2017年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 2017年2月24日,發布《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再宣佈2017年繼續凍結,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我國從1993年勞動部頒布《企業最低工資規定》起,實施最低工資已有24年。至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進一步規範全國最低工資,其第一條開宗明義要「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20多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低工資隨着經濟發展持續上升。除了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外,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每隔一至兩年都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如果省政府按《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改變實行已久的規定和政策,連續三年維持省內最低工資不變,多年持續上調最低工資的趨勢將被中斷,在全國範圍內亦屬史無前例,也成為全國最壞的榜樣。

 

調整最低工資的必要性:CPI通脹

省政府在2015年5月調整最低工資至最高一類為1895元/月,2016年2月宣布凍結最低工資至2017年。但觀乎廣東省在2014至2016年的通脹率依次為2.3%、1.5%、2.3%,即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在2017年不能維持2015年的購買力。2017年的實質最低工資根據通脹至少應是1968元,沒有調整通脹便導致最低工資勞動者供養自己和家人時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違反「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可持續」的國策,即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第一條。
 

兜底綫的實質內涵除了保障最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不會低於最低收入金額標準,更要提高這些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以拉近工資差距。過去,中央政府多次強調收入增長、分配公平。國務院在《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提出五年內各地工資每年增長13%,「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可惜十二五過後,這些目標在廣東都沒有達到,例如2015年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只佔同年平均工資水平的28%。過去學者及民間團體的研究調查顯示,最低工資的調漲一向是企業調整一線工人工資水平的重要指標,要是最低工資沒有每年調整,工人收入難以有序提高,加上通脹影響,工人生活水平無可避免會被拉低。只有最低工資的增幅保持高於省平均工資的增幅,亦可避免工資增長反而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落實拉近工資差距的國策。

 

調整最低工資應以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底線

今年兩會會議中的熱點話題之一是保就業。從社會穩定角度來看,在目前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保障就業不僅指就業機會,就業質量也應有所保證,而合理的勞動報酬更是當中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標,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輕易放棄最低工資促進分配發展成果的作用。
 

最低工資的調整必須依據上年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來上調,才能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換言之,2015年和2016年廣東省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分別為8%和7.5%,則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最高一類的1895元應上調至2200元,最低一類應從1210元上調至1405元。

 

競爭力因上調最低工資受損沒有說服力

也許有些人擔心在國家經濟下行的時候上調最低工資會打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觀乎2015年深圳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為30%,在廣州則為28%,與2010年13個經濟發達國家最低工資佔全職職工收入中位數比例平均47%比較,還有一段距離。根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工成本不一定是影響企業總成本的最主要因素。而省政府為企業降成本的行動計劃中所列企業各方面成本負擔比例,顯示行政成本和稅收成本才是企業的主要成本所在。因此,按社會情況相應調整最低工資並不會損害企業在出口貿易方面的競爭力。假設2017年把現有四類最低工資同時上調300元,連同加班費增幅估計也不超過400億(500元X 12月 X 600萬最低工資職工),只佔為企業減負2000億元目標不到2 成。

 

省政府若以為企業減負、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名,連續三年凍結最低工資,是對目前工資成本佔企業總體經營成本比例的錯誤估計。省政府應該深入研究各行業最低工資與生產率的關聯佔比,建基於令人信服的研究數據來提出政策。

 

三年凍結違規勢必引起訴訟

省政府發布的《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目標是經過1至2年努力,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等,具體方案包括減慢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步伐,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至少一調改為原則上三年至少一調,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繼續按2015年5月發布的標準執行。如果這個方案最終付諸實施,自2017年5月起不調整最低工資,省政府便違反了勞動部的相關規定,特別是《最低工資規定》第十條,同時違反了2016年國務院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的總體要求之一,「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增長,企業『五險一金』繳費佔工資總額的比例合理降低。」
 

省政府今年的方案和去年的計劃在法律性質上屬於一般規範性文件,其效力低於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而《最低工資規定》屬於當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部門規章,即使沒有達到法律、法規的程度,但法律位階應更高。當然,《最低工資規定》賦予了省政府按當地經濟情況及規劃制定最低工資,但由於廣東省沒有明確地方法規或者地方規章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進行特別規定,必須遵從其長期的調整實踐。若不予以及時糾正,在2017年5月後省政府便可能隨時面對勞動者提起的行政訴訟。

 

我們的建議:

2016年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雖有放緩,但GDP總量接近8萬億元,佔全國的10.7%,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同比增長達到7.5%。相對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省政府對省內6000多萬勞動者應有更多直接承擔,不能期望企業保住利潤後自動惠及基層工人,更不應如此短視,以一紙工作方案觸動廣大勞動者的基本收入利益。 我們建議:
 

1、廣東省最低工資不應連續三年凍結,今年5月起省內各地區最低工資檔次的調整幅度不能低於過去兩年的廣東省GDP增長率,以確保廣大勞動者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繼續貢獻廣東。

2、省內各地公開訂定最低工資的準則和計算方法,建立開放透明的調整機制,增加勞動者參與部份,而非只由勞動部門、工會和商會決定。

3、省政府在十三五時期繼續以最低工資增長提高至省社會平均工資的40%作為施政目標,以穩定廣東社會可持續發展。

 

此際我們期望省政府聽取民間意見,也期望與相關部門官員見面交流,以進一步闡釋上述建議。如有聯繫請電郵workerempowerment@gmail.com 勞先生。我們也將反映意見給國務院總理及相關部委。

 

香港民間團體: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勞動力

全球化監察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中國勞動透視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紅氣球編委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

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

女工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