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中國原勞動及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並規定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最少每兩年調整一次最低工資,最低工資一直是廣大勞動人民生活的最低保障。在廣東省,各城市按經濟發展情況分為四個類別,各類城市採用不同的最低工資水平,第一類比第二類高、第二類比第三類高,如此類推 ,廣東省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廳(人社廳)定期調整四個類別城市的最低工資。多年來獨立制訂最低工資的經濟特區深圳市,由2018年中開始亦納入此系統,與廣州同列第一類城市,但仍然保持自己現有的最低工資水平。 2018年,除了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水平按「兩年一調」原則提升,廣東省其他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亦繼2015年凍結後首次獲得調整。勞動力多年來密切關注廣東省工資水平,透過長期調研工作,瞭解當地工人生活水平是否與經濟同步發展。在本文,我們整理近年廣東省各類城市的最低工資變化,比較社會平均工資及指導工資水平,探討最低工資是否仍能發揮保障基層工人生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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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連續凍結三年的意見   致 尊敬的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先生 尊敬的廣東省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廳廳長黃漢標先生   我們是九家長期關注勞工權益保障的香港民間團體。我們注意到深圳、上海剛剛上調了今年最低工資標準,而廣東省政府宣布繼續凍結最低工資: – 2013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550元/月 – 2015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895元/月 – 2016年2月28日,發布《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宣佈2016及2017年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 2017年2月24日,發布《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再宣佈2017年繼續凍結,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我國從1993年勞動部頒布《企業最低工資規定》起,實施最低工資已有24年。至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進一步規範全國最低工資,其第一條開宗明義要「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20多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低工資隨着經濟發展持續上升。除了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外,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每隔一至兩年都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如果省政府按《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改變實行已久的規定和政策,連續三年維持省內最低工資不變,多年持續上調最低工資的趨勢將被中斷,在全國範圍內亦屬史無前例,也成為全國最壞的榜樣。   調整最低工資的必要性:CPI通脹 省政府在2015年5月調整最低工資至最高一類為1895元/月,2016年2月宣布凍結最低工資至2017年。但觀乎廣東省在2014至2016年的通脹率依次為2.3%、1.5%、2.3%,即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在2017年不能維持2015年的購買力。2017年的實質最低工資根據通脹至少應是1968元,沒有調整通脹便導致最低工資勞動者供養自己和家人時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違反「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可持續」的國策,即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第一條。   兜底綫的實質內涵除了保障最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不會低於最低收入金額標準,更要提高這些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以拉近工資差距。過去,中央政府多次強調收入增長、分配公平。國務院在《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提出五年內各地工資每年增長13%,「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可惜十二五過後,這些目標在廣東都沒有達到,例如2015年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只佔同年平均工資水平的28%。過去學者及民間團體的研究調查顯示,最低工資的調漲一向是企業調整一線工人工資水平的重要指標,要是最低工資沒有每年調整,工人收入難以有序提高,加上通脹影響,工人生活水平無可避免會被拉低。只有最低工資的增幅保持高於省平均工資的增幅,亦可避免工資增長反而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落實拉近工資差距的國策。   調整最低工資應以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底線 今年兩會會議中的熱點話題之一是保就業。從社會穩定角度來看,在目前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保障就業不僅指就業機會,就業質量也應有所保證,而合理的勞動報酬更是當中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標,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輕易放棄最低工資促進分配發展成果的作用。   最低工資的調整必須依據上年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來上調,才能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換言之,2015年和2016年廣東省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分別為8%和7.5%,則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最高一類的1895元應上調至2200元,最低一類應從1210元上調至1405元。   競爭力因上調最低工資受損沒有說服力 也許有些人擔心在國家經濟下行的時候上調最低工資會打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觀乎2015年深圳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為30%,在廣州則為28%,與2010年13個經濟發達國家最低工資佔全職職工收入中位數比例平均47%比較,還有一段距離。根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工成本不一定是影響企業總成本的最主要因素。而省政府為企業降成本的行動計劃中所列企業各方面成本負擔比例,顯示行政成本和稅收成本才是企業的主要成本所在。因此,按社會情況相應調整最低工資並不會損害企業在出口貿易方面的競爭力。假設2017年把現有四類最低工資同時上調300元,連同加班費增幅估計也不超過400億(500元X 12月 X 600萬最低工資職工),只佔為企業減負2000億元目標不到2 成。   省政府若以為企業減負、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名,連續三年凍結最低工資,是對目前工資成本佔企業總體經營成本比例的錯誤估計。省政府應該深入研究各行業最低工資與生產率的關聯佔比,建基於令人信服的研究數據來提出政策。   三年凍結違規勢必引起訴訟 省政府發布的《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目標是經過1至2年努力,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等,具體方案包括減慢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步伐,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至少一調改為原則上三年至少一調,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繼續按2015年5月發布的標準執行。如果這個方案最終付諸實施,自2017年5月起不調整最低工資,省政府便違反了勞動部的相關規定,特別是《最低工資規定》第十條,同時違反了2016年國務院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的總體要求之一,「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增長,企業『五險一金』繳費佔工資總額的比例合理降低。」   省政府今年的方案和去年的計劃在法律性質上屬於一般規範性文件,其效力低於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而《最低工資規定》屬於當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部門規章,即使沒有達到法律、法規的程度,但法律位階應更高。當然,《最低工資規定》賦予了省政府按當地經濟情況及規劃制定最低工資,但由於廣東省沒有明確地方法規或者地方規章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進行特別規定,必須遵從其長期的調整實踐。若不予以及時糾正,在2017年5月後省政府便可能隨時面對勞動者提起的行政訴訟。   我們的建議: 2016年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雖有放緩,但GDP總量接近8萬億元,佔全國的10.7%,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同比增長達到7.5%。相對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省政府對省內6000多萬勞動者應有更多直接承擔,不能期望企業保住利潤後自動惠及基層工人,更不應如此短視,以一紙工作方案觸動廣大勞動者的基本收入利益。 我們建議:   1、廣東省最低工資不應連續三年凍結,今年5月起省內各地區最低工資檔次的調整幅度不能低於過去兩年的廣東省GDP增長率,以確保廣大勞動者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繼續貢獻廣東。 2、省內各地公開訂定最低工資的準則和計算方法,建立開放透明的調整機制,增加勞動者參與部份,而非只由勞動部門、工會和商會決定。 3、省政府在十三五時期繼續以最低工資增長提高至省社會平均工資的40%作為施政目標,以穩定廣東社會可持續發展。   此際我們期望省政府聽取民間意見,也期望與相關部門官員見面交流,以進一步闡釋上述建議。如有聯繫請電郵workerempowerment@gmail.com 勞先生。我們也將反映意見給國務院總理及相關部委。   香港民間團體: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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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深圳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企業倒閉搬遷的情況十分普遍,導致不少長期在工廠工作、年齡相對較大、技能單一的工人面臨失業困境。他們的積蓄和社會保障不多,但是住房、醫療、教育、贍養老人、撫育孩子等開支依然存在,失業對這批工人造成的影響之大,令他們對再就業的需求可見一斑。透過追蹤一群原本在玩具廠工作、卻因為玩具廠搬遷海外而失業的工人的生存狀況和再就業安排,我們對工人找工作的需求、安排和遭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從中發現深圳政府和工會在相關政策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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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中心就2016年深圳最低工資調整之系列文章:  1. 谁为工人“降成本”?打工者中心评广东省冻结最低工资两年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g.html 在今年两会之前,广东省政府就未来三年的经济规划发表《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以及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发表行动计划。其中,《降成本行动计划》提到,将在2016年低为全省企业减负4000亿,当中包括冻结2016至2018年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降低社会保险费成本,直接影响二千多万工人的生计。我们在最近的聚会工人是怎样看这样的措施? “这么多人过来打工贡献青春,现在还要减我们工资?”  一听到连续三年可能没得涨工资,工友都非常气愤。“现在房租每年涨,出外面吃顿饭每年也涨一两块钱,不涨工资不就等于减工资吗?”虽然每次涨最低工资时,很多工厂都会取消原来的一些津贴和奖金,令工人实际收入没法增加,但老李仍然觉得最低工资是给工人的底线保障。经济好,工厂到处抢人时可能没用,但到了不景气时就可确保工人收入不会低得太离谱。“企业赚不了钱,不就是因为工人没钱买东西吗?”到了适婚年龄的阿国更说,没钱也结不了婚,感到非常无奈。    “今天减社保费率,明天就减社保金额了。”  在降低社保费率方面,大家都表现的很担心。虽然《计划》只提到削减企业在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费率,但大家担心一方面这种做法会扩展到养老保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供款减少,社保基金的资金越来越少,到头来干脆减少社保金额的话,问题可大了。    “这几十年来他们啥都赚回来了,政府帮他们干嘛?”  说到整个4000亿降成本的计划当中,降低人工及社会保险费成本的部分仅为600亿,即15%。海叔表示,政府要减免企业2150亿的税项是政府和老板之间的事,政府财政有实力减税就算了,但不应减工人的收入。更何况这些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利润庞大,什么都赚回来了。老李更说,不挣钱的企业,补不补贴也挣不了钱,就让它倒闭好了,把机会留给他人更好。对于政府大手笔补贴企业现在所谓不景气的情况,大家都感到不以为然。“工人帮老板创造财富,老板跑去炒股票输光了钱,怎么能要求工人承担?这不符合现实。”    “谁要住在水泥厂旁边呀?”  除了被当成要被削减的‘企业成本’外,现在地方政府更在卖出过量商品房方面打工人的主意。來自河南、四川、贵州的工友均指出,最近老家有一个政策,每家每人可获数万元补贴购买城镇的商品房,前提是要把老家原来的房子拆掉,而且以后都不可以在同一地点盖房子。“给我家每人十万也不要。住进城里,哪会每天跑几公里回去种田?这不是开我们的玩笑吗?”阿来这样说。阿清老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那些受补贴的商品房就建在两栋水泥厂中间,整天沙尘滚滚,看上去就不像打算让人住的。    的确,在工人的声音缺席的时候,不论是“降成本”还是“去库存”的政策,对于只能够勉强过活的工友来说,没办法不是文不对题的。 2. 经济下行何苦拿工人工资开刀? (2016-06-09 14:26:34)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f.html 2016伊始,“十三五”规划正式展开,供给侧改革成为习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过去几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需求侧,意指透过投资基建、鼓励出口和消费来刺激经济,为企业制造需求,而内需又要靠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维持,所以工资也顺应增长。可是,现在政府说这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只适用于应付外部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出口大减,温家宝推行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有2009年的十万亿元贷款措施就是一例。现在中国本身反而因为产能过剩而面临经济下行,所以要推行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经济改革,以减低企业经营负担为主要原则。   还来不及搞清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意涵,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工人自今年年初起就先蒙受了来自政府和商界四面八方的攻击。先有财政部长、法官、政协、商会等高调批评《劳动合同法》令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企业成本,应该修改;再有广东省政府以经济下行、响应中央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由,宣布冻结最低工资调整两年。在政府的论述中,企业似乎是经济下行的最大受害者,而为了挽救企业,就要让妨碍营运和获利因素消除,而当中与工人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劳动力成本,所以为了与企业共度时艰,冻结工资显得理所当然。   政府和企业的意思仿佛是,就是你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够高,还要这要那涨工资,弄得我们都经营不下去,所以你们要负责任。这种说法令人纳闷的原因在于,可是不论经济下行不下行,我们都很难说工人的生活很好过。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一、工人是否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的加害者?二、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否只有企业受害,工人完全不受影响?   企业常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涨,社保缴费又这么多,让他们在工人成本上花了好多钱。工人大概会觉得很无辜--瞧我现在过这样的生活,原来已经是企业排除万难满足工人要求的成果?许多工人要靠加班费撑大工资不在话下,单领基本工资的话连个人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更遑论照顾家人的生活需要。而且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虽说是基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可是老老实实按法定标准来支付的企业又有多少?从五险一金中农民工参保比例的严重不均[1] ,就知道许多企业都没有为工人每项都买齐,深圳的老板更利用法律本身的灰色地带,从工人的基本工资中扣除社保缴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是工人主动提出,否则也不会采取积极的手段来确保企业守法。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早就已经默默的为企业减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负担,他们得寸进尺之余还在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工人可谓躺着也中枪。   即使是过去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企业也不见得愿意和工人共享经济成果。近年广东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可以撤资,轻轻一声拜拜就把厂搬走,可是为他们劳碌半生的工人呢?非但领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还因为企业本身过去的违法行为和对劳动力的纯粹剥削,让工人既培养不到能跟上产业升级大潮所需的技能,也得不到应有的退休保障,回到老家又无法谋生,那又算什么呢?政府宁愿从工人也有份缴纳的失业保险中挪用资金为企业发放稳岗补贴,也不愿意正视企业长久以来剥削工人、工人永远处于下风的事实,可见不管经济下不下行,工人的利益往往都是首先被牺牲的。   细看广东省政府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文件,都是为企业减轻经营负担的项目。你说经营成本贵吗?就给你来个“降成本”,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你说囤积库存太多卖不出去吗?也给你来个“去库存”,帮忙推销商品房。可是从“降成本”的细项看,需要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整体企业减负的百分之6.25,社会保险费只占百分之8.75,相较之下税负成本达到减负总额的百分之53。由此推论,税负才是企业最大的经营负担。当然企业缴税是其应有责任,但他们经营困难,要算也该算到政府是否徵税过高的账上,凭什么说工人成本过高?而且劳动力成本占整体企业减负比例这么少,把其它细项的比例拉上补下也大概可以应付,何苦向生活本身已很拮据的工人开刀?   更矛盾的是降成本同时又要去库存。去库存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求”,又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可是当工资都不涨的时候,他们哪来的钱买房?当然最低工资调整个几十块,也不会令本身没有买房能力的工人突然买得起房,但是如果连最低工资这个唯一对工资价位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定标准都不涨,背后给工人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会花钱在你身上,但你必须更会花钱”。因此工人目前面对的情况就是,工资一直不涨,但房租水电却越来越贵。既要工人消费,但又不让工人有消费的能力,或者让大家借款买房,大半辈子都得承受房贷压力,那对拯救下行的经济又有何用?供给侧改革要满足的需求,究竟是谁的需求?   话说回来,春节前政府报告“十二五”成果,人社部长还坚持未来五年“会以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为目标,更加注重健全分配机制。推进工资制度改革,统筹平衡好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关系”为工作目标,可是在一片为企业减负的呼声中已无人再提起。希望人社部门能正视工人面对的困境,不要让工人再做经济下行的代罪羔羊。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比例最高,有百分之26.2;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最低,只有百分之5.5。   3. 2015年深圳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 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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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Contract Law 2014 cover

《勞動合同法》自2008年實施以來,雖以規範勞動關係、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目標,但執行五年多以來爭議不斷。而近年珠三角的用工環境亦有變化,先有因產業升級而引起的搬廠潮,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爭議,再有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工日益普遍。2013年7月1日實施的修正案對勞務派遣行為加以規管,但成效尚未可知。

作為紮根珠三角的勞工團體,勞動力多年來著眼於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條件,支援權益爭取。有見及此,我們將延續過去數年對《勞動合同法》的關注,今年再次就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進行調查,以了解新修訂之勞動合同法對製造業勞動者——特別是派遣工——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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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深圳市政府法制辦就《深圳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修訂稿)》徵求公眾意見,勞動力就條文修訂,結合以往接觸過的工友具體經驗,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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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徵求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勞動力當時亦向人保部提交了意見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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