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最新的調查報告:《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已於2017年8月出版。 PDF点此下载 Download here 2017年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 (只有中文版available in Chinese only) 印量有限,请来邮workerempowerment@gmail.com查询。   附上 调查报告集:封面,目录,及前言。敬请关注,欢迎垂询。   服务业工人劳动状况调查报告集      前言   出版缘起   劳动力的伙伴机构打工者中心在深圳扎根多年,过去面向的多数是周边工厂的工人,毕竟在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发展较早,我们所关注的外来工群体多聚集于此。不过近年,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因为劳动争议找上我们的工人,开始有来自各种服务行业的,当中包括保洁、快递、餐饮等等,也有经历工厂倒闭后改投服务业的。他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厂工人相去不远,但劳动关系更不稳定。放眼整个深圳地区,由几年前开始,地铁沿线工厂密集工业区一路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区和各种消费场所,可见原工业区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   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还能从政府政策和实际经济数字中得到印证。 近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全国国民经济总额占比、投资额和缴税额方面开始超越制造业,市场开放、产业扶持的政策重心也逐渐向服务业倾斜。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服务业已成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1.6%,比制造业高出11.8%;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2%,比制造业高20.8%(注1)。而且,自2011年起,服务业的就业比重首次超越第一产业,此后每年都因为行业增长快和吸纳就业密度高而再有提高(注2)。   继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之后,近年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工人抗争,可算是沃尔玛店员自2014年起连番发起罢工,再加上多次相对大型和持久的工人集体维权行动都牵涉到服务行业,例如2013年的深圳盐田港工人罢工和广州中医院保安和护工罢工、2014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等,令工厂以外的劳动者状况开始更为人所关注。   然而,服务业岗位的工作形态、以至劳动争议的起因比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似乎更多样化,而过去我们对此并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我们最近一年开始探讨就近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业工人的劳动状况,也更全面地了解他们面对的处境和检讨过去工作手法在服务业的应用空间。经过与其他有志一同的朋友交流,我们发现大家过去都就不同的服务业范畴进行过一些小型的调研,加在一起的话应能提供更完整的图像,继而催生了这本涵盖了住宿、街道清洁、餐饮及物流行业的调研报告结集。   服务业发展下基层工人的处境   服务业持续扩张并非中国独有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已经饱和,而在2010至2013年期间,私营部门的服务行业(包括餐饮和住宿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增长率最快,创造的新职位也最多(注3)。在英美,服务业的扩张始于1990年代,新创造的服务业岗位多集中在基层低薪工种,整体而言不需要太高技能,工资待遇和职业保障也较差。以往可能还需要较多社交性或技术性的能力,但现在已因为工作流程愈来愈标准化,工作安排和速度都越来越依赖科技决定,直接影响工人的议价能力。   本结集的调研主要聚焦在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下所出现的基层工人,覆盖了深圳、广州、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城镇化发展带动了消费需求,以及地方政府开始开拓公共服务外包的途径,造就了为他们所在的这些产业的扩充机会。综合来说,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这个日渐膨胀的群体面对的一些共同处境。   一、劳动关系零散化、不规范   自2008年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动者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明确双方责任和劳动者应有的权益保障。当然各人对法律的熟悉程度和维权意识各异,但是在工厂中,工人对于自己”受雇于谁”的问题比较清晰,而长时间在具一定规模的生产在线固定的工作岗位工作,也提供了相对充份的条件,令工人认知到自己是全职员工。不过,服务业中反映的雇用形态明显地比一般制造业更加零散化和不规范。例如,一些行业会以兼职、外包和实习的形式雇用员工,性质上与全职员工相若,但加上了学习或提供服务的幌子就不与员工签正式劳动合同(甚至还有令员工觉得自己不适用于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发生),这种做法混淆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直接影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就业稳定和劳动保障的投入,以及劳方和资方之间的责任分配。   除此之外,用人单位在其他方面规避法规和不守法的情况比比皆是,当中主要牵涉排班休假加班费计算和社保安排。然而,工人对法律保障的劳动权益认识并不深,譬如大部分住宿业员工都不知道周六上班视为加班,应得双倍工资;物流业中有员工的社保不在本市参保,但觉得只要公司能让他们实报实销在本市产生的医疗费用就没有问题;餐饮业中超过七成受访工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些工人反映这是业内惯例,以及不想受合同束缚,所以不签。   二、劳动条件欠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8至2013年期间,各类服务业的平均工资都有明显增长,主要由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来推动(注4)。从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调研报告所见,多数服务业工人的基本工资都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当中可能是受到一些制度因素所保障或促进,譬如武汉的餐饮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规定了合同生效期间每年的工资增长不应低于7%,广州也有政府文件规定环卫工的基本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0%。   然而,整体来说这些报告覆盖的工人工资水平还是偏低。过去我们已多番探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订方法不透明、且无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需要的问题。在一二线城市,不少工人都反映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工资水平无甚参考意义,即使领到比最低工资略高的基本工资,也不代表能够维持他们及其家人的生计。当然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其他工资组成部分,例如岗位补贴、高温补贴、加班费等等。这意味着工人为了赚得更高工资,必须无条件接受五天八小时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要求,更遑论当中可能出现各种补贴计算方法不清或不符合法律规定等情况。   绝大部分的服务业工人都面对工作时间长的问题。餐饮和外卖速递业总是要求每天十二小时候命,当然一天内不同时段的客流不同,高峰时间固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其他时间即使没有在提供服务也没法松懈,基本上也是随时待命。深圳和广州的环卫工工作时间虽然普遍都是每天8小时,但几乎是风雨不改全年无休,对普遍年龄偏大的环卫工来说更加辛苦。 餐饮业和住宿业因为行业性质的缘故,周六日和法定节假日往往是营业高峰期,令员工难以在这些期间休假,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也受到影响。   三、工人需自行承担工作风险和内化管理控制   服务业和制造业工人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提供的是服务,直接面对服务需求者或顾客,而不只是在车间里满足生产或订单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向他们施加管理控制的不只是工作间里的管理人员,也有直接接受其服务的需求者或顾客。换言之,没有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和评价产生极大影响,使得服务业工人须同时面对内外两方的压力,而当中的风险大部分由自己承担。譬如,外卖和速递员如果未能达到95%的按时签收率就会被罚款,但总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令他们无法准时送到件;住宿业的一线员工面对火警和人身安全威胁等情况时,往往碍于酒店声誉和形象而必须低调处理,不能自行报警求助甚至还手;餐饮业工人遭到顾客投诉及成为其情绪发泄对象等也是屡见不鲜,有些用人单位会制定应急处理方案,但更多时候是要工人自行应变处理。   除此之外,不少工人反映他们的工作不为顾客甚至大众所理解或尊重,尤其是他们的工作表现被顾客直接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也要照单全收,小则被辱骂投诉(如餐饮及快递外卖业),大则被当街殴打(如环卫工),当中的情绪压力可想而知。当用人单位以顾客感受和商誉为先,将工人的保障及利益排次,也就不会完善地平衡顾客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导致工人只能默默承受,甚至内化委屈和侮辱,接受自身工作表现不合要求的说法,日后也较难挑战工作当中的无理取闹和不合理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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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以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為主要經濟驅動力的深圳,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越走越快。以往工廠林立的工業區慢慢被金融服務辦公場所和房地產取代,製造業向高端知識型方向發展,而低端、高污染、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外遷和倒閉潮持續,第三產業逐漸發展成形。

目前越來越多外來工前來深圳從事服務業工作,包括物流、餐飲、酒店、環衛、保安等。與工廠不同的是,這些行業的工作場所分散,員工人數較少,合約較不穩定。在眾多服務行業當中,酒店住宿業是少數在同一工作場所有較多員工的,而在深圳除了有許多五星級大酒店,更有不少連鎖酒店開設大量分店,當中包括七天、漢庭等經濟型的酒店品牌,在各方面都有一定規模。然而,當酒店住宿業發展並沒有下滑勢頭的同時,從官方數字中反映出來的勞動人口卻一直下降,當中牽涉的用工形式和勞動條件引起了我們的關注。2016年夏天,得幾位熱心的大學生志願者協助,我們對深圳龍崗區內的酒店住宿業勞動狀況、工人構成等方面進行了初步的瞭解。

報告詳情可見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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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深圳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勞動密集型的低端製造業企業倒閉搬遷的情況十分普遍,導致不少長期在工廠工作、年齡相對較大、技能單一的工人面臨失業困境。他們的積蓄和社會保障不多,但是住房、醫療、教育、贍養老人、撫育孩子等開支依然存在,失業對這批工人造成的影響之大,令他們對再就業的需求可見一斑。透過追蹤一群原本在玩具廠工作、卻因為玩具廠搬遷海外而失業的工人的生存狀況和再就業安排,我們對工人找工作的需求、安排和遭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從中發現深圳政府和工會在相關政策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報告全文可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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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中心就2016年深圳最低工資調整之系列文章:  1. 谁为工人“降成本”?打工者中心评广东省冻结最低工资两年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g.html 在今年两会之前,广东省政府就未来三年的经济规划发表《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以及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发表行动计划。其中,《降成本行动计划》提到,将在2016年低为全省企业减负4000亿,当中包括冻结2016至2018年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降低社会保险费成本,直接影响二千多万工人的生计。我们在最近的聚会工人是怎样看这样的措施? “这么多人过来打工贡献青春,现在还要减我们工资?”  一听到连续三年可能没得涨工资,工友都非常气愤。“现在房租每年涨,出外面吃顿饭每年也涨一两块钱,不涨工资不就等于减工资吗?”虽然每次涨最低工资时,很多工厂都会取消原来的一些津贴和奖金,令工人实际收入没法增加,但老李仍然觉得最低工资是给工人的底线保障。经济好,工厂到处抢人时可能没用,但到了不景气时就可确保工人收入不会低得太离谱。“企业赚不了钱,不就是因为工人没钱买东西吗?”到了适婚年龄的阿国更说,没钱也结不了婚,感到非常无奈。    “今天减社保费率,明天就减社保金额了。”  在降低社保费率方面,大家都表现的很担心。虽然《计划》只提到削减企业在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费率,但大家担心一方面这种做法会扩展到养老保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供款减少,社保基金的资金越来越少,到头来干脆减少社保金额的话,问题可大了。    “这几十年来他们啥都赚回来了,政府帮他们干嘛?”  说到整个4000亿降成本的计划当中,降低人工及社会保险费成本的部分仅为600亿,即15%。海叔表示,政府要减免企业2150亿的税项是政府和老板之间的事,政府财政有实力减税就算了,但不应减工人的收入。更何况这些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利润庞大,什么都赚回来了。老李更说,不挣钱的企业,补不补贴也挣不了钱,就让它倒闭好了,把机会留给他人更好。对于政府大手笔补贴企业现在所谓不景气的情况,大家都感到不以为然。“工人帮老板创造财富,老板跑去炒股票输光了钱,怎么能要求工人承担?这不符合现实。”    “谁要住在水泥厂旁边呀?”  除了被当成要被削减的‘企业成本’外,现在地方政府更在卖出过量商品房方面打工人的主意。來自河南、四川、贵州的工友均指出,最近老家有一个政策,每家每人可获数万元补贴购买城镇的商品房,前提是要把老家原来的房子拆掉,而且以后都不可以在同一地点盖房子。“给我家每人十万也不要。住进城里,哪会每天跑几公里回去种田?这不是开我们的玩笑吗?”阿来这样说。阿清老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那些受补贴的商品房就建在两栋水泥厂中间,整天沙尘滚滚,看上去就不像打算让人住的。    的确,在工人的声音缺席的时候,不论是“降成本”还是“去库存”的政策,对于只能够勉强过活的工友来说,没办法不是文不对题的。 2. 经济下行何苦拿工人工资开刀? (2016-06-09 14:26:34)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f.html 2016伊始,“十三五”规划正式展开,供给侧改革成为习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过去几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需求侧,意指透过投资基建、鼓励出口和消费来刺激经济,为企业制造需求,而内需又要靠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维持,所以工资也顺应增长。可是,现在政府说这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只适用于应付外部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出口大减,温家宝推行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有2009年的十万亿元贷款措施就是一例。现在中国本身反而因为产能过剩而面临经济下行,所以要推行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经济改革,以减低企业经营负担为主要原则。   还来不及搞清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意涵,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工人自今年年初起就先蒙受了来自政府和商界四面八方的攻击。先有财政部长、法官、政协、商会等高调批评《劳动合同法》令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企业成本,应该修改;再有广东省政府以经济下行、响应中央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由,宣布冻结最低工资调整两年。在政府的论述中,企业似乎是经济下行的最大受害者,而为了挽救企业,就要让妨碍营运和获利因素消除,而当中与工人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劳动力成本,所以为了与企业共度时艰,冻结工资显得理所当然。   政府和企业的意思仿佛是,就是你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够高,还要这要那涨工资,弄得我们都经营不下去,所以你们要负责任。这种说法令人纳闷的原因在于,可是不论经济下行不下行,我们都很难说工人的生活很好过。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一、工人是否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的加害者?二、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否只有企业受害,工人完全不受影响?   企业常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涨,社保缴费又这么多,让他们在工人成本上花了好多钱。工人大概会觉得很无辜--瞧我现在过这样的生活,原来已经是企业排除万难满足工人要求的成果?许多工人要靠加班费撑大工资不在话下,单领基本工资的话连个人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更遑论照顾家人的生活需要。而且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虽说是基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可是老老实实按法定标准来支付的企业又有多少?从五险一金中农民工参保比例的严重不均[1] ,就知道许多企业都没有为工人每项都买齐,深圳的老板更利用法律本身的灰色地带,从工人的基本工资中扣除社保缴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是工人主动提出,否则也不会采取积极的手段来确保企业守法。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早就已经默默的为企业减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负担,他们得寸进尺之余还在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工人可谓躺着也中枪。   即使是过去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企业也不见得愿意和工人共享经济成果。近年广东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可以撤资,轻轻一声拜拜就把厂搬走,可是为他们劳碌半生的工人呢?非但领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还因为企业本身过去的违法行为和对劳动力的纯粹剥削,让工人既培养不到能跟上产业升级大潮所需的技能,也得不到应有的退休保障,回到老家又无法谋生,那又算什么呢?政府宁愿从工人也有份缴纳的失业保险中挪用资金为企业发放稳岗补贴,也不愿意正视企业长久以来剥削工人、工人永远处于下风的事实,可见不管经济下不下行,工人的利益往往都是首先被牺牲的。   细看广东省政府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文件,都是为企业减轻经营负担的项目。你说经营成本贵吗?就给你来个“降成本”,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你说囤积库存太多卖不出去吗?也给你来个“去库存”,帮忙推销商品房。可是从“降成本”的细项看,需要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整体企业减负的百分之6.25,社会保险费只占百分之8.75,相较之下税负成本达到减负总额的百分之53。由此推论,税负才是企业最大的经营负担。当然企业缴税是其应有责任,但他们经营困难,要算也该算到政府是否徵税过高的账上,凭什么说工人成本过高?而且劳动力成本占整体企业减负比例这么少,把其它细项的比例拉上补下也大概可以应付,何苦向生活本身已很拮据的工人开刀?   更矛盾的是降成本同时又要去库存。去库存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求”,又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可是当工资都不涨的时候,他们哪来的钱买房?当然最低工资调整个几十块,也不会令本身没有买房能力的工人突然买得起房,但是如果连最低工资这个唯一对工资价位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定标准都不涨,背后给工人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会花钱在你身上,但你必须更会花钱”。因此工人目前面对的情况就是,工资一直不涨,但房租水电却越来越贵。既要工人消费,但又不让工人有消费的能力,或者让大家借款买房,大半辈子都得承受房贷压力,那对拯救下行的经济又有何用?供给侧改革要满足的需求,究竟是谁的需求?   话说回来,春节前政府报告“十二五”成果,人社部长还坚持未来五年“会以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为目标,更加注重健全分配机制。推进工资制度改革,统筹平衡好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关系”为工作目标,可是在一片为企业减负的呼声中已无人再提起。希望人社部门能正视工人面对的困境,不要让工人再做经济下行的代罪羔羊。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比例最高,有百分之26.2;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最低,只有百分之5.5。   3. 2015年深圳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 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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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至12月期間,勞動力在深圳之伙伴機構深圳打工者中心進行了新一輪工人工資與生活開支調查,報告及相關系列文章經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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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谷玩具(深圳)有限公司成立於1997年,在香港註冊,主要為東京迪士尼生產絨毛玩具。2015年6月,該廠突然宣布全面關閉深圳廠房,遷往菲律賓,唯根據中國的《勞動合同法》及《社會保險法》,水谷至今尚欠196名工人社保、經濟補償金(遣散費)、住房公積金等合共九百多萬人民幣。突然其來的關廠,令196名水谷工人的生計大受影響。

勞動力和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一直跟進水谷工人向廠方及迪士尼爭取合理補償。然而,水谷如今願意支付的賠償金額只達法律規定的十分之一,令工人難以接受。美國和東京兩地的迪士尼公司除了在事發兩月後象徵式地與與勞動力及職工盟見面一次外,一直音訊全無,拒絕作任何回應。

水谷工人仍在爭取權益,但事件清楚反映,迪士尼對為其生產利潤的水谷工人之困境置若罔聞,承諾遵守的企業社會責任僅是一紙空文。勞動力及職工盟就是次水谷個案,共同出版《供應商走佬 迪士尼狠心遺棄水谷工友》的勞工權益侵犯報告,揭露迪士尼為小孩創造快樂及夢想的背後,剝削工人的事實。

報告英文版可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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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Contract Law 2014 cover

《勞動合同法》自2008年實施以來,雖以規範勞動關係、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目標,但執行五年多以來爭議不斷。而近年珠三角的用工環境亦有變化,先有因產業升級而引起的搬廠潮,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爭議,再有企業使用勞務派遣工日益普遍。2013年7月1日實施的修正案對勞務派遣行為加以規管,但成效尚未可知。

作為紮根珠三角的勞工團體,勞動力多年來著眼於製造業工人的勞動條件,支援權益爭取。有見及此,我們將延續過去數年對《勞動合同法》的關注,今年再次就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進行調查,以了解新修訂之勞動合同法對製造業勞動者——特別是派遣工——的保障。

報告全文可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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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应如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报告摘要   深圳打工者中心作为关注外来工状况及广大在深务工的劳动者的公益机构,一直关心着一线劳动者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近日国家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当中着重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我们认为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最低工资应否调整似乎已成为劳动者和企业每年关注的问题,可是它如何制订、如何调整却往往未为大众所了解。   2012年,深圳最低工资水平为1500元,2013年初调整为1600元。媒体不断吹捧这是全国最高水平,可是这并不代表深圳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其它地区的高。事实上,对许多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等同最高基本工资已成事实,而正正是因为工资水平太低,仅能满足个人及家庭的衣、食、住的最低生活需要,令他们必须以加班费来撑大收入。   为了城市建设和企业生产付出劳力,却拿着最低工资生活的工人,其实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深圳打工者中心在2012年下旬以一系列的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消费纪录、市场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尝试结合在深劳动者的真实工作、生活等情况,探讨若要保障低收入者过上体面生活,最低工资水平应按什么标准来调整,当中又要考虑什么因素。   所谓体面生活,不一定是大富大贵,有车有房,而是可以有正常营养的饮食、舒适稳定的居住环境、适量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不必要放弃其中一些。我们的调查发现,现时工厂工人生活未算是最差,至少被视为最低生活需要的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的需要都大致满足到。不过明显的是,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是“正常生活应该有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经济能力所限而无奈放弃,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医疗保健类、文娱教育文化服务类的开支。更重要的是,现时他们这样偏低的生活水平也要靠加班费来维持,如果按国家标准的五天八小时工作,以他们所得的基本收入来换取体面生活完全是天方夜谭。   当国家近年不断提倡要拉近贫富收入差距,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我们认为最低工资的制定更不应沦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喊价杀价,以及城市之间争夺劳动力的价码,而是要回到原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确保他们能够享有其应得的劳动成果之余,也要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减少收入差距和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和谐社会、消除贫穷、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愿景。   有见及此,我们建议工资应按以下几个标准调整:   一、以社会平均工资40%作为门槛,保证收入最低的工人所得还能追得上整体社会的某一水平。按2011年深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95元的标准,最低工资应至少有4595 x 40% = 1838元。 二、从工人生活经验出发,得出三人家庭在深圳生活,包括食物、住宿、生活用品、交通、通信、服装、医疗保健、返乡交通、娱乐等具体消费所需,再加上供养在家乡的父母的费用。如果两夫妻同时工作,应可满足三人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和赡养责任。我们计算出三人家庭每月开支约为5783.2元,即两夫妻每人需赚取2891.6才足够生活。这大约占社会平均工资的60%,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曾经提倡的水平,可是现时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远不及此。因此,我们建议最低工资至少应提高至社平工资的40%,长远则向60%迈进。 三、物价浮动,应在基本生活开支之上加上一个调整百分比,例如1-3%作为缓冲,令劳动者不会太受物价飞涨的威胁。   工人为企业付出了劳动力,企业之所以能够生产,得到利润,我们工人的劳力和心血有很大贡献,可以说企业的利润其实是工人创造的。作为生产线上最重要的一份子,我们工人应该和企业在工资方面同样享有发言权。这份报告尝试探讨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具体影响工人生活的各种因素,应该是由政府有系统、长远地了解,并成为最低工资调整的重要参考。长远而言,开放透明的工资调整机制、甚至健全的工资协商制度才是保障工人能够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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