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聯署:關於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連續凍結三年的意見

關於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連續凍結三年的意見

 

尊敬的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先生

尊敬的廣東省人力資源及社會保障廳廳長黃漢標先生

 

我們是九家長期關注勞工權益保障的香港民間團體。我們注意到深圳、上海剛剛上調了今年最低工資標準,而廣東省政府宣布繼續凍結最低工資:

– 2013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550元/月

– 2015年5月1日,最低工資調整至最高1895元/月

– 2016年2月28日,發布《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行動計劃(2016-2018年)》,宣佈2016及2017年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 2017年2月24日,發布《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再宣佈2017年繼續凍結,維持最低工資最高1895元/月
 

我國從1993年勞動部頒布《企業最低工資規定》起,實施最低工資已有24年。至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最低工資規定》進一步規範全國最低工資,其第一條開宗明義要「保障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20多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低工資隨着經濟發展持續上升。除了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2009年外,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每隔一至兩年都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如果省政府按《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改變實行已久的規定和政策,連續三年維持省內最低工資不變,多年持續上調最低工資的趨勢將被中斷,在全國範圍內亦屬史無前例,也成為全國最壞的榜樣。

 

調整最低工資的必要性:CPI通脹

省政府在2015年5月調整最低工資至最高一類為1895元/月,2016年2月宣布凍結最低工資至2017年。但觀乎廣東省在2014至2016年的通脹率依次為2.3%、1.5%、2.3%,即領取最低工資的勞動者在2017年不能維持2015年的購買力。2017年的實質最低工資根據通脹至少應是1968元,沒有調整通脹便導致最低工資勞動者供養自己和家人時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違反「保基本、兜底線、促公平、可持續」的國策,即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第一條。
 

兜底綫的實質內涵除了保障最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不會低於最低收入金額標準,更要提高這些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以拉近工資差距。過去,中央政府多次強調收入增長、分配公平。國務院在《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提出五年內各地工資每年增長13%,「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可惜十二五過後,這些目標在廣東都沒有達到,例如2015年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只佔同年平均工資水平的28%。過去學者及民間團體的研究調查顯示,最低工資的調漲一向是企業調整一線工人工資水平的重要指標,要是最低工資沒有每年調整,工人收入難以有序提高,加上通脹影響,工人生活水平無可避免會被拉低。只有最低工資的增幅保持高於省平均工資的增幅,亦可避免工資增長反而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落實拉近工資差距的國策。

 

調整最低工資應以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底線

今年兩會會議中的熱點話題之一是保就業。從社會穩定角度來看,在目前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保障就業不僅指就業機會,就業質量也應有所保證,而合理的勞動報酬更是當中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標,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輕易放棄最低工資促進分配發展成果的作用。
 

最低工資的調整必須依據上年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來上調,才能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換言之,2015年和2016年廣東省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分別為8%和7.5%,則2017年廣東省最低工資最高一類的1895元應上調至2200元,最低一類應從1210元上調至1405元。

 

競爭力因上調最低工資受損沒有說服力

也許有些人擔心在國家經濟下行的時候上調最低工資會打擊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觀乎2015年深圳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為30%,在廣州則為28%,與2010年13個經濟發達國家最低工資佔全職職工收入中位數比例平均47%比較,還有一段距離。根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工成本不一定是影響企業總成本的最主要因素。而省政府為企業降成本的行動計劃中所列企業各方面成本負擔比例,顯示行政成本和稅收成本才是企業的主要成本所在。因此,按社會情況相應調整最低工資並不會損害企業在出口貿易方面的競爭力。假設2017年把現有四類最低工資同時上調300元,連同加班費增幅估計也不超過400億(500元X 12月 X 600萬最低工資職工),只佔為企業減負2000億元目標不到2 成。

 

省政府若以為企業減負、提高企業競爭力為名,連續三年凍結最低工資,是對目前工資成本佔企業總體經營成本比例的錯誤估計。省政府應該深入研究各行業最低工資與生產率的關聯佔比,建基於令人信服的研究數據來提出政策。

 

三年凍結違規勢必引起訴訟

省政府發布的《廣東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目標是經過1至2年努力,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等,具體方案包括減慢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步伐,將現行最低工資標準由兩年至少一調改為原則上三年至少一調,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繼續按2015年5月發布的標準執行。如果這個方案最終付諸實施,自2017年5月起不調整最低工資,省政府便違反了勞動部的相關規定,特別是《最低工資規定》第十條,同時違反了2016年國務院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的總體要求之一,「人工成本上漲得到合理控制。工資水平保持合理增長,企業『五險一金』繳費佔工資總額的比例合理降低。」
 

省政府今年的方案和去年的計劃在法律性質上屬於一般規範性文件,其效力低於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部門規章。而《最低工資規定》屬於當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部門規章,即使沒有達到法律、法規的程度,但法律位階應更高。當然,《最低工資規定》賦予了省政府按當地經濟情況及規劃制定最低工資,但由於廣東省沒有明確地方法規或者地方規章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進行特別規定,必須遵從其長期的調整實踐。若不予以及時糾正,在2017年5月後省政府便可能隨時面對勞動者提起的行政訴訟。

 

我們的建議:

2016年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雖有放緩,但GDP總量接近8萬億元,佔全國的10.7%,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同比增長達到7.5%。相對幫助企業年均減負約200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省政府對省內6000多萬勞動者應有更多直接承擔,不能期望企業保住利潤後自動惠及基層工人,更不應如此短視,以一紙工作方案觸動廣大勞動者的基本收入利益。 我們建議:
 

1、廣東省最低工資不應連續三年凍結,今年5月起省內各地區最低工資檔次的調整幅度不能低於過去兩年的廣東省GDP增長率,以確保廣大勞動者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繼續貢獻廣東。

2、省內各地公開訂定最低工資的準則和計算方法,建立開放透明的調整機制,增加勞動者參與部份,而非只由勞動部門、工會和商會決定。

3、省政府在十三五時期繼續以最低工資增長提高至省社會平均工資的40%作為施政目標,以穩定廣東社會可持續發展。

 

此際我們期望省政府聽取民間意見,也期望與相關部門官員見面交流,以進一步闡釋上述建議。如有聯繫請電郵workerempowerment@gmail.com 勞先生。我們也將反映意見給國務院總理及相關部委。

 

香港民間團體: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勞動力

全球化監察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中國勞動透視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紅氣球編委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

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

女工關懷

系列文章:打工者中心就2016年深圳最低工資調整之系列文章

打工者中心就2016年深圳最低工資調整之系列文章:

 1. 谁为工人“降成本”?打工者中心评广东省冻结最低工资两年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g.html
在今年两会之前,广东省政府就未来三年的经济规划发表《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以及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方面发表行动计划。其中,《降成本行动计划》提到,将在2016年低为全省企业减负4000亿,当中包括冻结2016至2018年的最低工资水平,以及降低社会保险费成本,直接影响二千多万工人的生计。我们在最近的聚会工人是怎样看这样的措施?

“这么多人过来打工贡献青春,现在还要减我们工资?”
 一听到连续三年可能没得涨工资,工友都非常气愤。“现在房租每年涨,出外面吃顿饭每年也涨一两块钱,不涨工资不就等于减工资吗?”虽然每次涨最低工资时,很多工厂都会取消原来的一些津贴和奖金,令工人实际收入没法增加,但老李仍然觉得最低工资是给工人的底线保障。经济好,工厂到处抢人时可能没用,但到了不景气时就可确保工人收入不会低得太离谱。“企业赚不了钱,不就是因为工人没钱买东西吗?”到了适婚年龄的阿国更说,没钱也结不了婚,感到非常无奈。

 

 “今天减社保费率,明天就减社保金额了。”
 在降低社保费率方面,大家都表现的很担心。虽然《计划》只提到削减企业在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费率,但大家担心一方面这种做法会扩展到养老保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供款减少,社保基金的资金越来越少,到头来干脆减少社保金额的话,问题可大了。

 

 “这几十年来他们啥都赚回来了,政府帮他们干嘛?”
 说到整个4000亿降成本的计划当中,降低人工及社会保险费成本的部分仅为600亿,即15%。海叔表示,政府要减免企业2150亿的税项是政府和老板之间的事,政府财政有实力减税就算了,但不应减工人的收入。更何况这些企业在过去十几年利润庞大,什么都赚回来了。老李更说,不挣钱的企业,补不补贴也挣不了钱,就让它倒闭好了,把机会留给他人更好。对于政府大手笔补贴企业现在所谓不景气的情况,大家都感到不以为然。“工人帮老板创造财富,老板跑去炒股票输光了钱,怎么能要求工人承担?这不符合现实。”

 

 “谁要住在水泥厂旁边呀?”
 除了被当成要被削减的‘企业成本’外,现在地方政府更在卖出过量商品房方面打工人的主意。來自河南、四川、贵州的工友均指出,最近老家有一个政策,每家每人可获数万元补贴购买城镇的商品房,前提是要把老家原来的房子拆掉,而且以后都不可以在同一地点盖房子。“给我家每人十万也不要。住进城里,哪会每天跑几公里回去种田?这不是开我们的玩笑吗?”阿来这样说。阿清老家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那些受补贴的商品房就建在两栋水泥厂中间,整天沙尘滚滚,看上去就不像打算让人住的。

 

 的确,在工人的声音缺席的时候,不论是“降成本”还是“去库存”的政策,对于只能够勉强过活的工友来说,没办法不是文不对题的。

2. 经济下行何苦拿工人工资开刀?

(2016-06-09 14:26:34)

 

鏈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f.html
2016伊始,“十三五”规划正式展开,供给侧改革成为习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过去几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需求侧,意指透过投资基建、鼓励出口和消费来刺激经济,为企业制造需求,而内需又要靠提高工人的购买力来维持,所以工资也顺应增长。可是,现在政府说这种形式的经济政策只适用于应付外部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出口大减,温家宝推行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还有2009年的十万亿元贷款措施就是一例。现在中国本身反而因为产能过剩而面临经济下行,所以要推行供给侧为主、需求侧为辅的经济改革,以减低企业经营负担为主要原则。

 
还来不及搞清楚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意涵,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工人自今年年初起就先蒙受了来自政府和商界四面八方的攻击。先有财政部长、法官、政协、商会等高调批评《劳动合同法》令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企业成本,应该修改;再有广东省政府以经济下行、响应中央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由,宣布冻结最低工资调整两年。在政府的论述中,企业似乎是经济下行的最大受害者,而为了挽救企业,就要让妨碍营运和获利因素消除,而当中与工人直接相关的当然就是劳动力成本,所以为了与企业共度时艰,冻结工资显得理所当然。

 
政府和企业的意思仿佛是,就是你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不够高,还要这要那涨工资,弄得我们都经营不下去,所以你们要负责任。这种说法令人纳闷的原因在于,可是不论经济下行不下行,我们都很难说工人的生活很好过。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一、工人是否经济下行所带来的企业经营困难的加害者?二、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否只有企业受害,工人完全不受影响?

 
企业常说,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涨,社保缴费又这么多,让他们在工人成本上花了好多钱。工人大概会觉得很无辜--瞧我现在过这样的生活,原来已经是企业排除万难满足工人要求的成果?许多工人要靠加班费撑大工资不在话下,单领基本工资的话连个人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更遑论照顾家人的生活需要。而且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虽说是基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可是老老实实按法定标准来支付的企业又有多少?从五险一金中农民工参保比例的严重不均[1] ,就知道许多企业都没有为工人每项都买齐,深圳的老板更利用法律本身的灰色地带,从工人的基本工资中扣除社保缴费。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是工人主动提出,否则也不会采取积极的手段来确保企业守法。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政府的不作为早就已经默默的为企业减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负担,他们得寸进尺之余还在把责任推在工人身上,工人可谓躺着也中枪。

 
即使是过去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企业也不见得愿意和工人共享经济成果。近年广东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可以撤资,轻轻一声拜拜就把厂搬走,可是为他们劳碌半生的工人呢?非但领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还因为企业本身过去的违法行为和对劳动力的纯粹剥削,让工人既培养不到能跟上产业升级大潮所需的技能,也得不到应有的退休保障,回到老家又无法谋生,那又算什么呢?政府宁愿从工人也有份缴纳的失业保险中挪用资金为企业发放稳岗补贴,也不愿意正视企业长久以来剥削工人、工人永远处于下风的事实,可见不管经济下不下行,工人的利益往往都是首先被牺牲的。

 
细看广东省政府响应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文件,都是为企业减轻经营负担的项目。你说经营成本贵吗?就给你来个“降成本”,为全省企业减负约4000亿元。你说囤积库存太多卖不出去吗?也给你来个“去库存”,帮忙推销商品房。可是从“降成本”的细项看,需要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整体企业减负的百分之6.25,社会保险费只占百分之8.75,相较之下税负成本达到减负总额的百分之53。由此推论,税负才是企业最大的经营负担。当然企业缴税是其应有责任,但他们经营困难,要算也该算到政府是否徵税过高的账上,凭什么说工人成本过高?而且劳动力成本占整体企业减负比例这么少,把其它细项的比例拉上补下也大概可以应付,何苦向生活本身已很拮据的工人开刀?

 
更矛盾的是降成本同时又要去库存。去库存行动计划中提到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要求”,又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可是当工资都不涨的时候,他们哪来的钱买房?当然最低工资调整个几十块,也不会令本身没有买房能力的工人突然买得起房,但是如果连最低工资这个唯一对工资价位有决定性影响的法定标准都不涨,背后给工人传递的信息就是“我们不会花钱在你身上,但你必须更会花钱”。因此工人目前面对的情况就是,工资一直不涨,但房租水电却越来越贵。既要工人消费,但又不让工人有消费的能力,或者让大家借款买房,大半辈子都得承受房贷压力,那对拯救下行的经济又有何用?供给侧改革要满足的需求,究竟是谁的需求?

 
话说回来,春节前政府报告“十二五”成果,人社部长还坚持未来五年“会以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为目标,更加注重健全分配机制。推进工资制度改革,统筹平衡好各方面群体的利益关系”为工作目标,可是在一片为企业减负的呼声中已无人再提起。希望人社部门能正视工人面对的困境,不要让工人再做经济下行的代罪羔羊。


 
[1]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比例最高,有百分之26.2;参加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最低,只有百分之5.5。
 

3. 2015年深圳工人工资与生活开支调查报告

鏈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0ef6fc0102x1dc.html

調查報告:2015年深圳工人工資與生活開支調查報告

2015年8月至12月期間,勞動力在深圳之伙伴機構深圳打工者中心進行了新一輪工人工資與生活開支調查,報告經已出版,全文可參閱打工者中心博客。


2015年深圳工人工資與生活開支調查報告:摘要

深圳打工者中心
2016年5月

最低工資作為現時唯一具法律效力的工資標準,不但保障了工人勞動條件的底線,確保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獲得一定程度的收入,也有著縮小社會整體收入差距的功能。打工者中心過去多年來一直關注最低工資的水平及調整方法,一直倡議最低工資應達生活工資水平,以保障工人體面生活,而最低工資的調整方法也應更透明、更科學化。然而,即使政府在過去數年承認工資作為社會整體收入分配當中的重要一環,提倡五年內將最低工資有序地提高,並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我們發現政府的承諾並沒有完全實現,最低工資的調漲也無法追上工人日益加重的生活負擔。

在2015年8至12月期間,深圳打工者中心透過問卷訪問深圳的外來工,調查他們的勞動條件及生活開支,並透過小組討論瞭解工資和工作時間對他們生活開支的影響,以及工廠逃避工資上漲的種種手段。這些工友主要來自龍崗和寶安,從事行業包括電子、玩具、五金、塑膠、清潔、體育用品、家私、服務行業等,最後收回有效問卷89份。

從調查和工友訪談中,我們發現最低工資是工友工資水平的決定性指標。參與調查的工友中,接近七成工友的基本工資等於最低工資,而他們每年工資增幅也只是按最低工資水平調整,最低工資每年或每兩年的調整幾乎是他們僅有漲工資的機會。這說明瞭老闆只按法律最低要求增加工友的收入,沒事的話是不會主動加薪的。

等同於最低工資的基本工資水平,根本無法滿足一般工人在深圳的生活需要。最低工資調漲不與物價掛勾,而且執行不到位的社會保障更容許企業從基本工資中扣除五險一金繳費,令工友實際領取的基本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水平。工友以加班費來撐大工資並非新鮮事,令他們每天大部份時間都被工作佔據,影響休息及家庭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又有不少工友因為加班時間被削減而只能領基本工資,難以靠此糊口,被逼自行離職,變相協助企業節省解雇是應付的經濟補償金。除了加班費外,工資的其它浮動部份如福利獎金常被企業操控,企業千方百法的在實行上打折扣,或者設立高得離譜的門檻。這令更確定基本工資作為固定工資的重要性。即使沒有那些可加可減的浮動工資,工人所得的基本工資也應足夠保證生活。最低工資作為基本工資水平訂立的唯一法定指標,它在保障工人生活所需方面的角色就更加關鍵。

調查進行之際,全國經濟下行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報導不絕於耳,廣東省政府更提出未來兩年凍結最低工資增長。我們認為經濟下行所牽涉的因素很多,本身生活已很拮據的工人不應成為代罪羔羊,令社會矛盾惡化。因此,為了令工友能在各種工作不穩定性影響下得到足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固定工資,我們對最低工資的調漲及執行提出以下建議:

一、最低工資應與社會平均工資掛勾,達至社平工資的百分之40甚至60,以及把工友日常生活開支和消費物價指數列入參考因素,調整幅度每年應按照透明而科學的計算方法予以檢討;

二、考慮到工友的消費水平和物價指數,2016年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應定為2971元;

三、政府應加強監管水電費,打擊房東濫收的情況;

四、政府應盡快制定《工資法》,規管工資結構,並明確規定最低工資不包含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最低工资应如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

最低工资应如何保障工人体面生活:报告摘要

 

深圳打工者中心作为关注外来工状况及广大在深务工的劳动者的公益机构,一直关心着一线劳动者工作、生活的实际情况。近日国家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当中着重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我们认为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最低工资应否调整似乎已成为劳动者和企业每年关注的问题,可是它如何制订、如何调整却往往未为大众所了解。

 

2012年,深圳最低工资水平为1500元,2013年初调整为1600元。媒体不断吹捧这是全国最高水平,可是这并不代表深圳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其它地区的高。事实上,对许多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等同最高基本工资已成事实,而正正是因为工资水平太低,仅能满足个人及家庭的衣、食、住的最低生活需要,令他们必须以加班费来撑大收入。

 

为了城市建设和企业生产付出劳力,却拿着最低工资生活的工人,其实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深圳打工者中心在2012年下旬以一系列的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消费纪录、市场调查和焦点小组讨论,尝试结合在深劳动者的真实工作、生活等情况,探讨若要保障低收入者过上体面生活,最低工资水平应按什么标准来调整,当中又要考虑什么因素。

 

所谓体面生活,不一定是大富大贵,有车有房,而是可以有正常营养的饮食、舒适稳定的居住环境、适量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社会保障,而不必要放弃其中一些。我们的调查发现,现时工厂工人生活未算是最差,至少被视为最低生活需要的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及其服务类的需要都大致满足到。不过明显的是,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是“正常生活应该有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经济能力所限而无奈放弃,最直接的例子莫过于医疗保健类、文娱教育文化服务类的开支。更重要的是,现时他们这样偏低的生活水平也要靠加班费来维持,如果按国家标准的五天八小时工作,以他们所得的基本收入来换取体面生活完全是天方夜谭。

 

当国家近年不断提倡要拉近贫富收入差距,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我们认为最低工资的制定更不应沦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喊价杀价,以及城市之间争夺劳动力的价码,而是要回到原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确保他们能够享有其应得的劳动成果之余,也要拉近贫富之间的差距,减少收入差距和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和谐社会、消除贫穷、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愿景。

 

有见及此,我们建议工资应按以下几个标准调整:

 

一、以社会平均工资40%作为门槛,保证收入最低的工人所得还能追得上整体社会的某一水平。按2011年深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95元的标准,最低工资应至少有4595 x 40% = 1838元。

二、从工人生活经验出发,得出三人家庭在深圳生活,包括食物、住宿、生活用品、交通、通信、服装、医疗保健、返乡交通、娱乐等具体消费所需,再加上供养在家乡的父母的费用。如果两夫妻同时工作,应可满足三人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和赡养责任。我们计算出三人家庭每月开支约为5783.2元,即两夫妻每人需赚取2891.6才足够生活。这大约占社会平均工资的60%,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曾经提倡的水平,可是现时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远不及此。因此,我们建议最低工资至少应提高至社平工资的40%,长远则向60%迈进。

三、物价浮动,应在基本生活开支之上加上一个调整百分比,例如1-3%作为缓冲,令劳动者不会太受物价飞涨的威胁。

 

工人为企业付出了劳动力,企业之所以能够生产,得到利润,我们工人的劳力和心血有很大贡献,可以说企业的利润其实是工人创造的。作为生产线上最重要的一份子,我们工人应该和企业在工资方面同样享有发言权。这份报告尝试探讨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具体影响工人生活的各种因素,应该是由政府有系统、长远地了解,并成为最低工资调整的重要参考。长远而言,开放透明的工资调整机制、甚至健全的工资协商制度才是保障工人能够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最好办法。